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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莫毅明:中国数学研究如何借助国际交流飞速提升?******

  中新社香港1月30日电 题:中国数学研究如何师夷长技飞速提升?

  ——专访香港数学家莫毅明

  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

  1980年,莫毅明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遇到了首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一边汲取新知识用于推进自己的学术研究,一边将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介绍回国。莫毅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推动国家数学发展的动力和梦想。

  不久前,莫毅明获得2022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他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回溯自己的数学梦,也梳理中国数学如何从改革开放前的落后状态,师夷长技,奋起直追,取得丰硕成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可否谈谈您是如何踏上“数学之旅”?这一过程中,是否有对您影响深远的人?

  莫毅明:我父亲对数学感兴趣,我很小的时候就希望做一些对中国有贡献、对中华文化以及文明有贡献的事情。我小时候资源很少,都是从图书馆借书回来看,或者看高我一级的姐姐的课本。那时候数学刚经历改革,从旧数学过渡到新数学,我恰好是在这个关口,我姐姐那一年还是念旧数学,我就开始念新数学,她的旧数学教材我就拿来念,是比较以解题为中心的,比如平面几何,我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着迷。我既学了非常有内容、比较古典的数学,也受到新数学几何集合论与数理学逻辑的影响。

  我中学的那位老师水准应该是教大学的,他编写的教材用新数学的语言把旧数学的内容放进去,还把一些新数学里的基础数学内涵较早地讲给我们听,比如线性代数、概率论等。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数学根底已经比较扎实了,范围比较宽,也比较深,所以到大学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学习研究院的课程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作为一个数学家,为何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也如此重要?

  莫毅明:在很多大学,学数学可以拿文学硕士,也可以拿理学硕士。其实,做数学需要有很多灵感和创造力。因此,有人把数学看成是在文科和理科的中间。

  很多数学家都有别的能力,比如同时也是音乐家、画家等,而我就对文学很感兴趣。一个人如果对世界了解得比较宽,自然灵感来源就多了一些。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数学之美?跟别的学科相比,它更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莫毅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月之繁,无处不用到数学。”这是华罗庚的名言。数学的美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美,是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叙述一个真理,特殊的例子可以一个一个情况去解决,看通以后可以几句话就把很多的努力总结起来。它的美就在于简洁,而且要贯通。

  在数学的世界里面,要解的问题总比能解答的人要多。所以,只要有人类,数学这个学科就会存在。这个追求过程无穷无尽,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方面。

银河星空。吴德军 摄

  中新社记者:从宏观角度来看,您认为数学研究需要怎样的环境?香港和国家整体的数学水准,跟世界最高水准相比如何?

  莫毅明:数学要发展,要有很多有动力和梦想的人。1980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那段时间遇到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非常有动力地去学新的东西,一方面是自己做研究,另一方面是把这些新的内容介绍回国,我也一早就参与了这个行动。当我在斯坦福大学写完博士论文后,第一个学术项目就是到中国科学院做了一个月的演讲,从学生的角度把一些比较新的东西介绍给他们,也是在那个场合,我开始认识一些后来的合作伙伴。

  今天跟1980年比较,中国在数学领域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在某些数学领域达到了世界水准,人才也是辈出。我对中国数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要让中国的数学水准提升得更快,研究的环境、交流的环境是重要的,需要有一个开放的环境,比如数学研究所举办研讨会或者数学会议,我们应该寻找更多机会跟国际上各方面优秀的人才分享彼此的研究灵感、成果,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找到新路径,我个人也得益于有这种机会。

2022年7月,第九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在南京举行,莫毅明通过视频发言。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您在香港和海外都拥有读书、执教的经验,您认为中西方在数学研究和相关人才培育方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莫毅明:可以从大学学习中看出一些区别,中国可能比较重视每个领域的基础课程,这受到考试制度的影响。国外的考核方式灵活一点,我也吸收了这些经验并尝试在香港大学的教学设计中实践出来。举个例子,研究生水准的课程,除了让他们去做一些习题,我还会利用口试形式。

  在做研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学生有能力提出问题,也能够对别人提的问题作出比较迅速的反应。做研究往往是别人没有做过的问题,所以需要在别人的知识的基础上构思一些新的想法去做新的题目。说一百句别人知道的话,比不上说一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现在中国教育需要做的就是让学生有表达自己的机会,我个人试图让学生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找到新的方向或者解决问题。

  中国的数学文化很着重解题,解题是很重要的,但要创造新的方向是要综合各个方面或者有崭新的想法。这种能力应该是通过别的途径获得的,跟有经验的合作者交流是很重要的,我非常鼓励国际上的合作。

  中新社记者:您于2022年10月当选香港科学院副院长,也是香港第五位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您对未来加强香港和内地的科研交流与合作有何想法?

  莫毅明:香港科学院涉及到很多别的学科,香港在哪一方面可以更表现自己,让全世界知道香港在自然科学方面是站在世界的很高的水准,这些都是需要照顾的地方。让香港科学院受到世界重视,这一点很重要,不纯粹是数学学科范畴的问题。

  至于学科的建设,比较自由的交流形式是最好的,前几年当然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交流有些困难,尽管可以通过网上形式,不过有很大的区别。数学非正式交流很重要,要是有一个访问学者,你跟他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如果他有机会哪怕一两个礼拜跟你讨论,能够达到的效果也往往远比开一个会好。

  现在我可能更重视年轻人的培养,数学传承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团体不是很大,学问在不断创造的同时也会流失一些学生,如果没有办法传承的话(数学研究)可能就会停下来,别的团队会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中国可能就会失去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所以这种传承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未来数学研究在发展新的方向的同时,要保证一些已经在国际上有高水准的项目能够不断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莫毅明,香港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学院院士、副院长,致力于多复变函数论、复微分几何与代数几何的研究,于去年荣获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是香港第五位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家,通晓多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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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2》热映,中国科幻电影“风起云涌”******

  中新社上海2月2日电 题:《流浪地球2》热映,中国科幻电影“风起云涌”

  作者 王笈

  太空电梯、无人机混战、月球核爆、数字生命……2023年春节,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以“硬核”的科幻表达、奇伟的宇宙想象、动人的人类命运故事,在中国引发观剧热潮及全网热议。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片累计票房已破29亿元(人民币,下同),官方授权模型周边众筹金额突破1.2亿元。

  《流浪地球2》何以获得青睐?“风起云涌”的中国科幻电影又将行至何方?

  “流浪”的硬核与温情

  业内人士将《流浪地球2》视作中国科幻电影在新时代的又一次“破壁”。影片中“硬核”的科幻表达、中国式方案的“温情”成为多方评论的焦点。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李建强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流浪地球2》的硬核科技表现非常令人感奋,绚烂瑰丽的视觉质感和奇崛的宇宙想象空间令人叹为观止。在科技表达水准上,代表了中国科技电影的最高水平,也标示着中国电影工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连我在北美的朋友们也称道,《流浪地球2》所达到的科技工业和艺术水准,已经可以与漫威、DC媲美了。”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大开大阖”的高科技场景中,还蕴含着小人物的家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寄寓了创作者深沉的思想情感和积极的人生价值理想。“影像画面和情感饱满度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人类生存哲学思辨的高度,不仅产生巨大的艺术矢量,也使作品本体得到强有力的情怀和逻辑支撑。”李建强说。

  “《流浪地球2》在吸收世界科幻电影营养的开放性中,进一步诠释和深耕了主题,所谓‘中国式方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程波认为,科幻何以能够硬核,影片的人物和故事首先要立得住;其次,视听真实感与奇观性要足够,如果能利用新技术、新平台则更好;再者,能否从“幻想”向“思想”跃升,将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的探讨寄寓在视听和故事之中,启发追问和反省。

  中国科幻电影波折“出圈”

  1980年上映的国产科幻片《珊瑚岛上的死光》,讲述中国科学家利用激光武器捍卫人类和平的故事,推开了新时期中国电影探索科幻类型片的大门。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因受到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国产科幻电影只是缓步前行,少有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

  直至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异军突起”,为中国科幻电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2020年,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十条政策措施,被称为“科幻十条”。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梁指出,从世界角度来看,科幻文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产生较大影响,诸如《星球大战》等顶尖IP都与科幻相关。“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文化强国、电影强国建设,这就必须要针对世界性的文化热点,提出中国人的理解、想象和方案。今天我们正是在不断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杜梁看来,科幻电影不仅仅是对人类大脑的想象进行文化娱乐性的演绎,还有一定的预想未来、预演未来的价值。早期科幻片中的部分想象在当下已经变成现实,科幻因此成为人们阐释未来幻想的一个重要阵地。“《流浪地球》第一部上映时,外国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整个地球推着走,中国人对于家园的情结为何如此深重,而西方电影里的普遍做法是再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存空间,比如《阿凡达》。但中国人选择把家园和所有有关的回忆都带走,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想象和方案。”

  浪潮已至,向未来“加速”

  客观来说,当前阶段的中国科幻电影确有不足,李建强认为,问题主要集中在整体的水准和能力。虽然近年来《独行月球》等国产科幻作品接踵而至,但数量忽高忽低、质量参差不一,这一轮“进击”更多的是“跟风”和“逐流”的产物,创作基础和类型意识尚嫌不足,观念聚焦和视野广度均有欠缺。“怎样自觉依托最前沿的科技发展和力量,帮助想象力成功落地,同时下大力气培植一大批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非凡实操能力的团队人才,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挑战与机遇并存。不可否认的是,在《流浪地球2》热潮的带动下,中国科幻电影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当中国科幻电影向未来“加速”,如何才能将“浪潮”推得更远?系列化、IP化或成为突破口。

  杜梁指出,《星球大战》和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系列化创作,更易形成集合作用,自然而然地吸引更多观众关注,但是国产科幻片恰恰在这一点上处于弱势。“我们看到很多国产科幻片只能形成暂时性的热点,不能产生长时间的文化热潮。未来还是要加强系列化、IP化创作,不光是在电影内部,也要与文学、动画、电视剧、游戏进行结合,形成一个多元的科幻作品网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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